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量刑的影响

    附带民事诉讼制度，对于有效保障公民个人财产不受侵犯，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，简化诉讼，节省司法资源，提高办案效率，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。从审判实践中看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能更好地实现对被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，赔偿问题得到解决，减少了被害人的过激行为，从而减少了矛盾，促进了社会和谐。

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（法释（2000）47号）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>的规定》规定中第四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被告人能够积极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，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赔偿金，一般都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给予从轻、从宽处理。但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，认为这一量刑情节可能存在花钱买刑甚至买命的情况，而且也有可能存在着被害人强迫要挟被告人、法官从而对被告人判刑出现不公平现象。笔者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>的规定》的第四条规定不但是被告人的意愿，而且也是受害人的意愿、社会和谐的目的。

一、符合被告人的意愿

在审判实践中有一部分案件是由于邻里纠纷，婚姻家庭等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，这类案件往往是因琐事引起的，被告人临时起意酿成恶果，他们往往深感悔恨，负罪感很重，特别是一些不满十八岁的少年，他们年龄小，自控能力弱，容易走向犯罪，一旦犯了罪，深感自己不但走向了犯罪，对受害人因他一时之过带来终身痛苦更是悔恨不已，总希望自己的家庭给受害人一定物质赔偿，减少自己的罪恶感。王某某是某一中学的学生，和同学因“三八”线产生纠纷，同桌打他了，他一时之气拿一把水果刀朝向受害人腿部扎去，致使受害人朱某某腿部受重伤。伤愈后，走路时仍有些蹒跚。他痛苦极了，在开庭时他问法官受害人的腿是否还能治好，并让自己的父亲多给受害人钱，这样他心里就舒服点，他还说，不但害了受害人，自己的学习也将被搁浅。看到他满脸的悔恨，受害人也很感动，后来在法院主持调解下，被告人的父亲支付了几万元的赔偿金，取得了受害人谅解，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其悔罪的表现之一，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减少，那么他所受的刑罚也应相应的降低。

二、符合受害人的意愿

受害人是指其人身、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直接遭受犯罪行为 侵害的人。受害人之所以同意调解，有的是受害人本身也有过错，另一原因是由于受到伤害，花费了许多钱，对于一个一般家庭，特别是一个农村的一般家庭，往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通过调解既能缓解和被告人的矛盾，同时，对自己的经济损失也是一种补偿。例如我院处理的赵某伤害一案：年仅17岁的赵某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为了他和弟弟，招夫养子，他平时自尊心极强，性格很内向，为了家庭，过早辍学到外地打工。2005年春节前，赵某邻居王某的老表在其村倒锅，中午吃饭时把一个倒好的锅放在王某家门口，饭后发现倒好的锅不翼而飞。有人告诉王某是赵某的弟弟端走的，王某就在赵某家前吆喊，见没有答话后就骂开了，赵某的母亲出来不让骂，说她问问是否是自己孩子端的，若是就送回去。两人越说越多，开始推搡，在推搡过程中，赵的母亲被推倒，恰巧被从外面回来的赵某看到，赵某即拿起一块砖头朝王某砸去，致使王某右眼失明。后来，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被告人一次性赔偿王某3万余元，得到了王某的谅解，通情达理的王某说：这件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父亲早逝，生前和我是好朋友，请法院给孩子一个机会吧。法院根据双方的调解情况，以及被告人不满18岁的情节，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这类犯罪，受害人和被告人往往是邻居，大都能积极主动地接受对方的和解，这类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利用了当事人之间邻里亲戚等关系，发挥了当事人自我调解的主动性、积极性，更能缓和矛盾，调解结案。

三、符合社会目的

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，但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突凸时期，尤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，处理好了，对降低犯罪有很大的好处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部分的调解能够节约社会司法资源，降低国家和社会在治理打击犯罪方面的成本，提高审判工作效率，促使社会和谐发展。

笔者认为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把民事赔偿数额与从轻量刑的幅度简单挂钩，而应从被告人犯罪的主观因素、调解原因、悔罪程度以及实际履行能力、履行程度来考虑。对因琐事一时之气引发的纠纷，被告人积极赔偿，悔罪明显，社会危害不大，应处以较轻的刑罚或者缓刑。例如程某某，17岁，和邻居打扑克时，因3元钱引起纠纷，邻居骂他，他挥刀砍伤了邻居。庭审时，他痛哭流涕，其家属也积极赔偿，取得了被害人谅解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对那些不是真诚悔改，又不是罪大恶极，只想花钱买刑的，不能考虑缓刑。但是，笔者认为，赔偿了物质损失与不赔偿物质损失也应当有所区别，因为经济惩罚也是一种惩罚，在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，使被告人心服口服。

笔者虽然赞同赔偿了物质损失在量刑时予以从轻从宽处理，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，花钱买刑甚至买命却不赞成。前一段，新闻调查中讲的有一被告人抢劫一受害人，受害人死命搂住装钱的包时，被告人对受害人连扎数刀，致使受害人死亡，区区5万元赔偿却保住了肮脏的生命。他的主观方面与那些因琐事一时之气引起的犯罪是有严格区别的，甚至与不是真诚悔罪而有犯罪原因的犯罪也是有区别的，不应从轻处罚。至于受害人的物质损失，国家应有一个专门的救济机关予以赔偿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。

调解要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根据。大多数受害人都能从实际出发来要求赔偿数额，但不可否认有一些受害人漫天要价，远远超出实际花费。而有些被告人出于悔恨，出于想从轻的原因却接受了受害人的要求，这种情况，法官要做好受害人的工作，告知他相关法律知识，使他认识到调解结案与判决结案不存在法律效果的不同，让其明确自己做法是错的，从最大程度上保护被告人的权利。一般情况下，符合法律规定，而被告人经济能力允许的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失不是太高，双方都愿意接受的，法院也应予以支持。

有些时候，受害人的要求合理合法，而被告人的经济能力不允许时，被告人又是真诚悔改的，只要被告人支付了一定的赔偿金，在量刑时也应酌情从轻处罚。赔偿金能当庭支付的，被告人真诚悔改并取得谅解的，被判刑罚可能在三年以下的，最好适用缓刑。对调解达成协议，分期支付，双方互谅互解的，应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处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，应当充分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，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，但没有赔偿能力，调解时明确表示愿意赔偿，并表示有条件一定竭力赔偿，在量刑时应酌定从宽处理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，调解时不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这样的案件，即使被告人犯的罪较轻，也不应处以缓刑等非监禁刑刑罚。

总之，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，又要承担对被害人的个人的民事责任，两种责任不能相互替代，也不能相互吸收。民事部分的调解只是被告人认罪悔罪的一个表现，在量刑幅度内，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。民事部分的调解对被告人来讲是向受害人、社会显示其悔罪的一个行为；对被害人来讲，损害赔偿有时会使他们认为比对被告人量刑更具有实际意义。双方能互谅互解、缓和矛盾，减少激化，对于社会稳定更具有实际意义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是对国家、社会、个人是有益的，在实践中应把调解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，但民事部分的调解是基于刑事部分而存在的，如果被告人之行为不构成犯罪，被害人的损失于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，调解就没有必要了。但与被害人的损失有一定的因果关系，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实被告人有罪，笔者认为也可以进行调解。例如汪某和张某将李某从住处叫出，后李某因伤害死亡，张某外逃。汪某被抓捕后，否认参与了伤害，现在又无证据能证明汪某参与了伤害，但笔者认为，汪和张将李从住所叫出与李某死亡有因果关系，民事部分仍有调解的必要，这样受害人家属能得到一定的物质赔偿，保护了他们的权利，使他们能够认同法律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受害人的权利，从而减少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，减少上访，促进社会稳定。